川气出川的历史

       20世纪70年代，四川的石油职工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生产，加快了天然气的勘探开发，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四川盆地，周围有七大山系环绕，地表条件艰苦，地下情况复杂，断块多，裂缝多。由于模拟磁带地震仪的推广使用，使天然气勘探技术有了显著进步，发现了近百个潜伏构造。扩大了扩勘探领域。1972年，地质专家通过对大量地质资料综合研究分析，证实了从乐山到龙女寺一带存在着一个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古隆起构造，在这个巨型构造上发育着许多局部构造。通过钻探，相继发现了震旦系及二叠系等多套气藏。通过地震勘探，又在川西北地区发现了中坝、河湾场等构造的三叠系气藏。到1973年底，先后在77个构造上进行钻探，完井395口，找到各种类型的气田37个，天然气年产量达到60亿立方米，实现了大发展。1974年底，为了扭转北煤南运的被动局面，改变我国能源结构的比例，燃化部向国务院提出了加快开发四川天然气和“川气出川”的方案，其主要依据是四川天然气的探明储量。
       1973年9月以后，燃化部多次组织地质专家对四川盆地天然气储量进行分析，认为四川天然气资源丰富，具有“一大、二多、三高”的特点。“一大”主要指生储油条件好、后备储量大。四川盆地面积23万平方公里，根据世界含油气盆地相关统计数据类比分析，全盆地天然气资源量在10万亿立方米以上。“二多”主要指产层多，构造多。从最下部的震旦系到上部的侏罗系，已证实的的含气层有14套，每一个气田至少有三个以上的主力气层，卧龙河等高产气田有5个主力气层。全盆地被地震证实的有利构造有257个，还有潜在的有利地区，构造内溶洞、裂缝发育充分。“三高”主要指气井产量高，百万立方米以上的高产气井有46口，占了总井数的1 80-/0以上，14个工业气层中有9个层有高产气井。
       世界上计算天然气探明储量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叫压降法，另一种叫容积法。四川以往计算天然气探明储量，一直惯用压降法，而国外一些气田则采用容积法来计算储量。为了能够使“川气出川”项目在国家重点建设工程中立项，燃化部先后派出地质专家去伊朗、法国等气田考察，回来后，按照国际通用的计算公式，在没有认真对比论证的情况下，在三叠系的储量计算中采用了容积法。由于探井密度达不到要求，资料不够系统，数据不成套，只好选用有代表性的或大平均的数据作参数，特别是气田含气饱和度等系数甚至借用了国外同类气田的相关系数。这样，对泸州、自贡、重庆、川西北四个气区的39个气田和45个含气构造进行分析，计算出天然气储量为1. 15万亿立方米，其中一级储量5700亿立方米，二级储量5761亿立方米。按照每年新建天然气产能50亿立方米的速度，到1980年四川的天然气年产量将达到300亿立方米，按每1000立方米王天然气折合一吨油计算，相当于年产原油3000万吨。这个计算结果在当时为“川气出川”提供了理论依据。
据此，燃化部编制了有关“川气出川”工程的实施计划并上报国家计委。这个计划中提出，占年产量一半的天然气留川使用;另外一半将通过直径一米多的大型输气管线，沿长江而下，穿巴蜀，过鄂中，达武汉，经江苏，最后直抵上海。这条管线全长2940公里。规划分两期实施，第一期工程把管道先修到武汉;第二期工程经南京到达上海，整个工程初步预算投资为柏多亿元人民币。这个报告，后来被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圈阅，成为一项“通天工程”。
       1975年2月24日，国家计委批准了这个项目，以正式文件向中央各部委和有关省市发出了《关于开发四川天然气和铺设川汉输气管道》的通知。四川、湖北等省按此通知精神开始着手以天然气为能源的经济格局的规划和部署工作，并开展了部分前期工程，如：大型钢材制管厂的建设、与长输管线相配套的公路建设等。
燃化部全力抓好“川气出川”方案的实施。康世恩1975年4月在江苏石油会战指挥部成立大会上欣喜地说： “长江沿岸是我国工业、农业最发达的地区，这个地区就是燃料不够。党中央为了扭转北煤南运，采取了好几个措施，一是经毛主席圈阅的从山东胜利到南京的输油管线要建设;二是经毛主席圈阅的四川天然气要开发，而且要修长输管道到武汉，然后再到上海。这条管线两千多公里长，直径一米以上。这个工程是很大的，就是为了解决长江两岸的燃料问题。”
       “川气出川”工程由于缺少对探明储量的严格审查，在资源尚未完全落实的情况下仓促上马，超越常规，造成了许多被动。大型天然气净化设备从国外买进来，但气田开发进度太慢。为此，康世恩曾在全系统电话会议上对四川局主管勘探工作的副局长点名进行批评，并说：“到时候你给我拿不出3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装进输气管里吹到上海去!”经过三年多的艰苦下作。四川天然气勘探情况仍不容乐观。原来预想的应该成为高产气田的，许多勘探井都落空了，有的井虽有产量但结果不尽如人意。主要原因是四川气田受构造和裂缝控制，一时难以找到规律。由于探明储量达不到要求，资源不落实，开发方案难以编制，年产天然气最多只能达到80多亿立方米，除了满足四川本省的需求外，没有外输所要求的生产能力，“川气出川”的计划难以继续实施。
       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1978年6月，国务院果断做出决定： “川气出川”工程全部下马，已建的工程停建，并着手处理善后工作。
       这件事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政协三次会议上，一些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川气出川”工程仓促上马造成的失误和浪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
       1980年9月，石油部领导召开整风工作会议，实事求是地检查了在“川气出川”工程中的错误。9月14日，康世恩在部党组会上做了专门检查，承担了领导责任。他认为在决策时，过多地考虑了项目的社会需求，而忽略了科学的依据，在天然气储量的计算上、工程的整体规划及建设期限上，过分强调主观因素，违反甚至超越了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因而难以实现。这是违反客观规律、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精神所犯的严重错误。经过对川气出川工程的认真反思，石油部在此后对天然气储量的计算审查时，采取了相当谨慎的态度，制了许多制度和措施，确保储量计算的准确性和留有充分的余地。提出要用三倍的储量来保一倍的产能，用三口井的测试产量保一口井的产量。在莺歌海气田储量评审时，一家公司算了不行，还请来国际著名的石油公司权威专家来审核;不仅计算储量，连天然气的组分都严格分析测评。
       但是，对四川盆地天然气工业的发展及前景，石油部的领导一直看好并充满信心，他们始终认为四川23万平方公里的沉积面积内，一定会找出更多的天然气来，建成更多的天然气田，川气最终还要出川。而这个石油人的梦想，随着多年四川天然气勘探一个又一个的重大发现，在21世纪之初变成现实。